撰文：赵立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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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二年（1724），在收臣下满保呈递的奏折后，雍正叫他物色人才，并颇为动情地说：“朕之难处惟有苍天及朕皇考、诸天神洞见而已。属一等难事，若能遇一名贤能之人，乃朕如得活宝矣，将欣喜若狂。”
在继位不久，雍正发现大清乏才之患非常明显，由于长期处于潜邸不能与外界交接，在成为帝国当家人之后，越发觉得需要把多人才充实进来才能做一番事情。
在13年间，雍正成了清朝皇帝中最善于发掘人才，并大胆破格使用人才的一位，从而为清朝的“康乾盛世”打下重要基础。在给大臣鄂尔泰的批示中，雍正以不乏气魄的的笔调说：“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，其余皆枝叶事耳。”《朱批谕旨》就是说，用人是一切工作的根本，只要人选对了，其他事情自然好办。对于用人，雍正但凡有重要契机都要发表一下看法。雍正四年，（1726）他对诸王大臣说：“从古帝王之治天下，皆言理财、用人，朕思用人之关系，更在理财之上，果任用得人，又何患财之不理，事之不办乎？”《上谕内阁》
在任命尹继善为江苏巡抚后，雍正在其奏折上批示道：“朕之责任，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。”《尹继善奏折》
以此可见，雍正在登基的前五年，对选人用人给予了最全面的关注，无时不刻不强调用人的极端重要性。作为雍正最亲密的大臣鄂尔泰经常通过奏折与他探讨用人理论。鄂尔泰的用人观点是：“人有强柔短长，用违其才，虽能者亦难以自效，虽贤者亦或致误公”。对此雍正赞同并强调用人不仅一定要公正得当，更要要因事择人，坚决不能使用如朱元璋所说的“以无知役有知”，就是要杜绝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，也不能因人派事。并将下边的一句话转发给田文镜：“可信者非人何求，不可信者非人而何。”、“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也，朕实以此法用人，卿等当法之，则永不被人愚矣。”最后他告诫鄂尔泰和田文镜在发现人才是要“凡有才具之员，当惜之，教之。朕意虽魑魅魍魉，亦不能逃我范围，何惧之有？”最后他又阐述说：“如果这些人才教育了却不听话，有真凭实据时，处之以法，这是他自取，有什么担心的？你们做封疆大臣，只要留心用人最为关键，如果庸碌安分，洁身自好的沽名钓誉，对人才不进行管束，最后只能误事。要不怕耗费精力，才能让人才服气，如果是无能的大员，还不如用忠厚老实人。”
鄂尔泰对雍正用人思想非常了解，与此同时，对雍正说，国家用人出发点就在于干事，尤其不能养闲人，对于有缺陷的人才要加强教育，对不能办事的“老好人”或调换职务，或离职赋闲，让出位子给有能力的人来干。雍正非常赞赏他的观点“实可开拓人之胸襟”。
当雍正选人与过去制度有所冲突时，往往他会予以破格选用：“唯期要缺得人，何论升迁之迟速，则例之合否耶！”《朱批田文镜奏折》
在当时科举出身属于“正途”，而这些官员在雍正看来，他们说得多，做得少，对于非科甲出身的人，雍正不遗余力予以选用。他曾对此说过：“国家用人，但论其贤否，不当限以出身……自古以来，名臣良辅，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，而科甲出身之人，亦屡见有荡俭逾闲者。”《上谕内阁》可以说，雍正用人的确做到“五湖四海”。与此同时他破格提拔了以田文镜、李卫等敢作敢为的大臣。雍正性格多面，选择用人更是多面，对他知心不给他丢脸肯干事的人，雍正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真性情，让后人读到相关批语，还能感受到一种温暖。
雍正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“命京官学士、侍郎以上，外官布、按以上，各人密保一人”并说：“将其人可胜督抚之任，或可胜藩臬之任，据实奏明。不必据定满汉，亦不限定资格，即府县等员，官阶尚远者，果有真知灼见，信其可谓封疆大僚，亦准列于荐牍之内。”《清世宗实录》这段话简单概括就是，雍正让清朝中高级官员每人都秘密保举人才，哪怕是县令级别的，如果真有才能可以迅速提升为地方督抚，这种对人才渴求的批示，在历朝历代都相当罕见。
这种求贤若渴的理念贯穿其一生，在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时候，赣南道缺位，雍正命署理两江总督赵弘恩推荐人选，“无论越衔与否，拟定一员”。对推荐一些年老病的官员，雍正责备说：“此等人员留于部内，不但于部务无益，且碍后进之阶。”于是命他们原品致仕，同时传谕给各部院衙门，如“章京、笔粘式内有此等年老衰迈、人平常者即行奏闻。”
两广总督上疏雍正推荐一个叫宋玮的“才守兼优”，恰命其赴京面试后，突然得病，雍正知道后批示说：“切勿任伊勉强扶病而行，免得杆路把他拖垮了。”《朱批谕旨》
在刚继位时，忙于料理康熙丧事，把这项工作让王大臣去做，并叮嘱说：“各省副参以下，千总以上题补引见到部人员，着查明具奏。从前皇考引见武职官员，其甚不堪者颇少。朕今值皇考大事，未得引见。应派王大臣验看，将人才可用、与例相符者具奏补授，令其到任。其人才永庸劣者，指名具奏。如此则案件不至堆积，而到京人员亦无守候之苦。”
此后数年，雍正接见了来自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和福建六省官员。雍正心细，有时候注重细节让许多臣下都倍感温暖，体贴他们道路偏远，很细致地安排行程， “仍只需照常计程行走，不比因令驰驿，过于急速，如有欲自备夫马，不愿驰驿者，各随其便。”《上谕内阁》正因为对人才的渴望和重视，雍正全面实行了“引见制度”，特别认真的观察官员举止和甄别他们的道德和能力。从雍正二年到去世，其一生引见全国各地官员近6000名，对于一时看不透的官员，有的甚至是数次面试。在引见各类官员时，对印象好的会“记名”、“特用”。
当他看到山东青州知府李根云时，觉得长相端正还透漏着一丝灵气：“聪明人，因其伶透，着暗记名补青州”，对后补知县石杰的评语更是“人着实明白，好端方相貌，人似平和，有气度的。”、“人着实去得，……相貌有福泽。”福建南安县知县，被雍正看后大加赞赏：“人好聪明，好相貌，着实明白，去得……”
在看了宿迁县知县刘正远后，雍正形容他：“红脸、黄胡子、好相貌，将来可望成人。”简单几笔的勾画，让人马上能想象出这个人的形象来，雍正形容下的笔调不可谓不生动而又简洁。不仅对长相好的印象格外好，对那些器宇轩昂或是不同寻常的相貌非常感兴趣，往往给出高分：“黑赤红脸，胖子，相貌好”、“轩昂相貌”这种较为抽象的形容，说明了雍正面试时不仅看长相，也看气质。他甚至认为高大威猛的体型的官员都要格外关注并适当时予以重要。
其中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有的官员被雍正面试后非常欣赏，并委以重任，在地方却逐渐膨胀起来。当时广东的知府陈鸿熙“蒙朕恩连词拔擢至此任，遂觉志气盈满，狂妄时作，间尝将督抚皆任意呼名，不似从前敬慎。”最后如前文所说，雍正对人才缺点“教育”，刹住膨胀心理，对这个陈鸿熙：“汝等即经保留在任，当切加训诫，勛其迁改，将此旨传谕令伊知之。《朱批谕旨》
在雍正对人才的选拔和约束下，一时之间，大力推动了康熙后期的倦怠局面，也让后人看到了雍正之所以是清代作为最大者之一的主要原因。
遗憾的是，自乾隆之后，清朝再次陷入“乏才之患”。原因是乾隆、嘉庆、道光后期的选人机制进一步僵化。曾国藩在鸦片战争之前便明确提出，“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”并总结出当时清朝人才存在的四大弊病，最后警告说：“有此四者，习俗相沿，但求苟安无过，不求振作有为，将来一有艰巨，国家必有乏才之患。”由此曾国藩引领了清朝的用人潮流，大力推动人才建设梯队，在那个僵化的时代留下一抹亮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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